这本书是我在 2024 年元旦出行往返沈阳-天津的高铁上看的，在看的过程中，我有了不少的收益，换了一个视角来看城市的人口问题。同时也让我对于自己选择天津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想法。

书摘

• 我已经反复提醒，中国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每个地方都只想着做大自己，忘记了自由移民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水平趋同的实现途径。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

•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
• 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
•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
• 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跳个槽，收入可能会翻一倍。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
•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
• 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
•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 我自己有时接触地方政府官员，会听到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近来，我听到了一种最为可怕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这里，政府非常强大，理论和数据分析的结果都没有意义。听到这样无比自信的话，我一边冒着冷汗，一边回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只是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府应该去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个“反向操作”。
• 地理对城市经济增长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位置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人均发展差距将越来越大。恰恰相反，中国出现的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 在这些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上，中国不会是个例外。如果我们相信科学，那么，兼顾增长与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就应该转向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堂·吉诃德式地用政府政策去扭曲市场机制。
• 在技术与教育的赛跑中输了的人们只能去竞争那些不能被计算机替代，也不能被外包到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家政服务员和超市收银员。
•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 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和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研究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罗斯高教授总结了他们的一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受到的教育非常差，以这样的教育，一旦城市的产业升级，他们就可能会跟不上，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形成巨大的挑战。常听说，中国制造业缺的是技术工人，就是这个道理。
• 同时，就算罗斯高教授讲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人力资本都得到提高了，你还要面临他在哪里获得教育回报、哪里获得收入的问题。如果农村教育的回报低，那么农村居民也就没有动力去改善孩子的教育。在哪投入教育和在哪获得教育回报这两个问题都涉及空间的问题。
• 我在本书中反复说的一个道理是，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来源，城市化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
• 只有让进城务工人口安居乐业，他们才会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为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而人口流入地政府会觉得，这些人已经被纳入本市的居民，就应该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适应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断产生的劳动力需求；
• 事实上的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在人力资源领域，面试是很重要的招聘途径，这不是打电话所能替代的。
•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
•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
• 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 借用一个流行的句式，当我们讨论城市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仅仅“活在城市”？
•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务业。
• 有人可能会说，产业升级了，不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我在上文就曾提到过，在任何生产单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相配套。比如在陆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级白领以外，还需要清洁工和门卫。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包括在餐馆里吃饭或者请家政人员。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这个时候社会就产生分工效应，一个地方的社会分工效应越强，低技能的劳动者越会从大学生的集聚当中获得好处。 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不要觉得只有大学生和大学生之间是相互学习的，其实大学生也会对小学生产生知识的外溢。比如说，在外国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务业里的从业人员就会说外语。 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这与我讲的劳动分工有关系，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时候，产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提供这种服务的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
• 美国的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51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但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能够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 总之，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性。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害怕孤独的。

• 在全球化的时代，港口非常重要，港口附近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较低，于是企业向港口附近集聚，而集聚又导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 现在有不少人仅仅通过简单地计算上海每年人口增长了多少就认定人口数量在“爆炸”，要知道，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上海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断补充青年人口所必需的。当前，上海的就业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如果不是这些外来人口的贡献，上海的经济和养老保障体系早就崩溃了。
• 我要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北京和上海出现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可以住得大一点儿，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在东京，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
• 收入提高之后，时间成本也在上升，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过那种“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路上”的日子。
• 正确的比法是比较到城市中心相同距离位置的人口密度，参见图6—10。这张图将几个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放在了一起，其中，横轴是离城中心的距离，纵轴是人口密度，一看就清楚了，在同样到城中心的距离，上海的人口密度和东京、纽约、香港差不多，只是巴黎和伦敦这两个欧洲城市的人口密度相对小些。换句话说，认为上海的人口密度太高了，没依据。更不用说比上海人口密度低的北京了。
• 不能简单地说外来人口没有在本地交税，其实，只要收入超过免税额，外来人口是一样要在常住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企业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外来劳动力共同参与创造的。外来劳动力只要签了劳动合同，就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而这笔钱是本地居民养老资金的重要来源。很难精确地估算外来劳动力到底在常住地贡献了多少税收，但可以肯定，劳动者有贡献才会有收入。如果以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工资信息来看，外来人口的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比重在北京达到28%，而在上海，这一比例是33%。如果计算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个数据是个参照，是他们在常住地享受公共服务的基础。
• 在诸多影响城市人口容量的因素中，首先可以改变的是技术与管理。以水资源为例，在“水质型缺水”的城市上海，在长江河口建成了一个青草沙水库，2010年供水规模达719万立方米/天，而黄浦江总的设计供水能力为500万立方米/天。这一水库的受益人口超过1000万人，其规模占全上海市原来水供应总规模的50%以上，一举解决了城市供水的难题，而这一水库的兴建恰恰是对上海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和用水需求的一个反应。上海市政协的一个调研组认为，如果今后能加大长江新水源开发力度和治污、节水力度，未来上海淡水资源可支撑2800—3000万人口。 用电呢？以前，上海每到夏季用电高峰的时候，都不得不对工业用电进行限制，以保证民用。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发生了什么？上海现在的用电大量受益于西电东输工程，输电问题解决了，上海就不缺电了。 再以交通和环境为例。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的难题，同时可以减少汽车废气排放。曾有学者提供这样的数据：在上海，居民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在一些国际大都市，如伦敦，轨道交通占65%的客流；在纽约，轨道交通占61%的客流；在东京，轨道交通占80%的客流。另外，很多城市都有对于汽车使用的限制。比如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对于使用汽车的收费政策实施后，汽车的使用量下降，拥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再以产业结构为例。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应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农业的单位产值所耗水资源和土地使用量均大大高于服务业，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将能够极大缓解城市在水和土地两方面的压力。比如在北京，虽然近30年里人口大幅度增长，但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型，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结果是人均用水量也大幅度下降。 公共服务的总量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感受到的公共服务压力与长期以来公共服务按户籍人口来做规划有关，也与对常住人口的增长趋势估计不足有关。而事实上，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一个投资的问题，只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以（也应该）相应增长。 在公共服务总量短时期内不可能迅速增长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是对外来人口获取本地公共服务设置一定的门槛。但这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从长期来看，只有增加供给和降低门槛才能缓解人口增长与公共服务不足之间的矛盾。否则，只要优质公共服务的获取资格仍然与户籍挂钩，就会加剧人们为了公共服务而进入大城市，并且等待户籍身份的焦虑。举例来说，当前特大城市集中了大量高校，而高校的招生名额更多分配给本地生源，这就只会加强外来人口争取大城市户籍的动机。未来，教育部直属大学应该减少所在城市地方政府的投入，增加国家投入，并相应地减少本地生源招生比例，更多体现全国人民教育机会的公平性。而作为高校所在地的政府要做的，应该是让自己成为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首选地，这最终将改善人口结构，使全体市民受益。为此，大学生落户大城市的门槛应降低，这才更有利于大城市的发展。 如果制约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都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和管理的进步而不断调整，那么，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就可以继续增长。从世界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状态来看，最终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会随着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释放而放缓，但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更为重要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通俗地说，就是要让未来的工作一代挣钱的能力更强，让每一个人平均能够负担的老人更多，同时，要让能够挣钱的人更多。
•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城市真的因为这些问题不宜居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迁往大城市呢？
• 人们不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处在既得利益中。但是，我们要学会这样想问题：如果在你拥有既得利益时无法做到公正，那么，谁能保证在下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中你不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受损者呢？
• 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果外来务工者是几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买，因为耐用消费品很难带走。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将钱寄回家了，这其中也有部分是消费。在我们的研究里，即使将汇回老家的钱全部计入消费，户籍因素仍然使移民的消费大幅度地低于城市居民。
• 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致富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其实是那些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
• 在犯罪行为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当社会环境不安全时，犯罪率会陡然上升，而当社会变得安全时，大家都不带枪，犯罪率就会急剧下降。
• 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有一句聪明的话：“相对于小规模、分散式布局，经济的集中布局和人口的集中居住将大大有利于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如果相对集中，可以减少环境监管的成本，不至于想管都难管到。
• 平衡发展应着眼于人均意义上的均等化，不应该是把企业和污染搬到地理和自然条件欠佳的地方，而是应该鼓励人迁移到地理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城市去。
• 不能认为自由移民是造成贫民窟现象的原因，相反，如果用歧视性的政策来加大农村居民的进城成本，反而会使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即使存在歧视性政策，农村居民只要觉得城市生活比家乡更好，他仍然会进城；另一方面，如果进城后不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则一部分移民更容易变成城市贫民。因此，避免城市出现贫民窟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城市发展源源不断地为进城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并且为其提供适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 贫民窟是可以避免的，而低收入者聚居区却很难避免。在根本上说，任何国家的城市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在居住区上的分割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低收入者聚居区的出现并不是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准。
• 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